張國祚與約瑟夫·奈關于“軟實力”的對話
發布時間:2019/05/22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產業安全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導、詩人。1988年在吉林大學獲科學哲學博士學位,1994年被中國科學院評為研究員。長期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主任?,F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國際問題、文化問題、科學哲學、生態經濟等。主要成果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志、《解放軍報》、《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報刊。
約瑟夫·奈(Joseph S.Nye),生于1937年,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國際關系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而聞名。近年來對中國“軟實力”增長較為關注,并于2005年底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中國軟實力的崛起》一文。他提出的新概念“巧實力”(Smart Power)也成為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主軸。
2012年4月24—25日,著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應邀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山東大學發表演講。張國祚與約瑟夫·奈教授乘高鐵從北京到濟南,一路縱論軟實力、文化、馬克思主義、自由、民主、人權、外交政策、中美關系等話題,愈議愈深,且時有點晴之語,輯于一文,以饗讀者。
文化、政治價值、對外政策共同定義“軟實力”
張國祚:約瑟夫·奈先生擔任過卡特總統的助理國務卿、克林頓總統的助理國防部長兼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有深厚的美國官方背景,是位有影響的美國政界人物。特別是您提出了“軟實力”這一概念,為政治學特別是國際政治學的發展作出了獨到的貢獻。隨著中國越來越重視文化軟實力,您在中國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
約瑟夫·奈:謝謝!張先生,我讀過您的文章。
張國祚:謝謝!您能簡單介紹一下您關于“軟實力”概念提出的背景嗎?
約瑟夫·奈:權力是影響他者從而獲得期望結果的能力,可以通過脅迫、收買或吸引力來實現。1939年,著名的英國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把國際權力劃分為三種類型:軍事權、經濟權和話語權(輿論控制權)。這對我很有啟發,軍事權體現脅迫力,經濟權體現收買力,這兩者都是硬實力,而話語權則體現一種吸引力。所以我就把通過吸引和說服獲得更優結果的能力概括為“軟實力”。
張國祚:您的這一概括很生動、很形象,也很科學,它揭示了吸引、說服、誘導、拉攏等力量發揮作用的本質和方式,突出了其有別于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發揮作用的特點。
約瑟夫·奈:“軟實力”這個概念可能是新的,但概念表示的行為卻并不是新東西。雖然我在關于美國權力的書中再次明確了“軟實力”這個概念,但并沒有什么美國特色的東西。中國古代文化對軟實力就有很好的理解,雖然沒有使用這一專有名詞。
張國祚:您很謙虛,但陳述的也是事實。我們中國人對軟實力的運用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您在一些著述中對軟實力的來源及其內涵界定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您現在怎么看?
約瑟夫·奈:我的具體表述可能有所不同,總的看,我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有三個來源:文化(能夠吸引他者)、政治價值(當國家內政外交都堅持的時候)以及對外政策(當他者認為其有合法性和道德權威的時候)。
張國祚:您今天的演講很成功。但是,對中國國家發展道路的一些看法,中國聽眾未必能認同,對您的部分觀點可能還是難以接受的。
約瑟夫·奈:有些事情我確實不大能理解。例如,中國一方面強調“和平發展”,一方面又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暴力革命”是馬恩全部學說的基礎。
張國祚: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是與時俱進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各國實際相結合,才有生命力。我們堅持的是發展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現在中國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不主張輸出革命,更不主張輸出“暴力革命”。我們主張,各國的事由各國人民自己管。我們主張遵循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系,包括同西方國家。我們追求建立公正、合理、和平、合作、和諧的世界新秩序。我們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所謂“維護人權”為借口,武裝反對派、顛覆別國合法政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社會混亂。
中國軟實力之辯:偏信則暗兼聽則明
約瑟夫·奈:您說中國學者對軟實力概念有不同理解。你們怎么看?
張國祚:任何學說、任何學術概念的內涵,在其傳播過程中都會發生變化。正如中國古語所說,“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您是“軟實力”概念和理論的創立者,我們是“軟實力”概念的中國化詮釋和豐富發展者。我們主要強調“文化軟實力”,我們認為文化是軟實力最根本的源泉。沒有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沒有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沒有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沒有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的。文化在軟實力中居于靈魂地位,發揮經緯作用。您所說的“政治價值”和“對外政策”都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事實上,我們黨和國家賦予軟實力的功能已不僅僅是外交權謀和國際戰略,而是把它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我們提出的“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等,其實都是在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
約瑟夫·奈: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中國已經有數百篇關于軟實力的文章發表。這個術語已經進入官方語言。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對中國來講,發展軟實力也是明智戰略。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具有吸引力,社會和諧、禮儀、孝道、同情原則等儒家價值廣泛傳播并深深影響了東亞地區。但今日中國在軟實力方面,卻恐怕遠遠不是美國或者歐洲的對手。因為美國和歐洲是公民社會,有很多非政府組織。軟實力主要掌握在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中。中國要想增強軟實力,必須減少對文化、新聞和輿論的控制。當有人問中國導演張藝謀,為什么中國電影總是以歷史題材為主時,他說關于當代中國的電影會被審查。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應主要由公民社會產生,而非由政府產生。中國政府不愿開放公民社會,限制了中國軟實力的發展。據說中國農民都沒有選舉權。
張國祚:僅從新聞媒體影響、電影電視和動漫等科技文化產業影響來看,您說的對。中國的軟實力遠不如美國和歐洲,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所承認的“西強我弱”,這是個事實。但我們還要看到,中國有不同于美國和歐洲的國情,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不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而是來自我們黨和政府的作用。例如,我們的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都無可爭議地樹立了中國的形象、提升了中國文化軟實力。但所有這些,都不是靠非政府組織作用,而恰恰是政府的組織力、感召力、動員力、凝聚力之使然??陀^公正地說,當今中國文化、新聞、輿論的開放自由程度,要超過許多非社會主義國家。約瑟夫·奈先生能被邀請到中國來發表公開演講,本身就是中國文化、新聞、輿論開放、自由的一個證明。中國有一些人,包括所謂名人對中國社會政治制度有看法、發表自己的見解,都可以理解,都很正常。但未必都準確,未必都可信。中國有句老話:“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對于中國的事,您可以聽聽更多中國人說什么。事實上,現在中國農民不但早就有選舉權,而且縣以下的政權機關已經實現了直選。
硬實力與軟實力之辯:強大不必令人恐懼
約瑟夫·奈:當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像中國一樣快速增長時,會使鄰國感到恐懼,但是,如果她的軟實力也提升的話,就不大可能使鄰國感到恐懼乃至于結盟反對。中國在人權方面、外交方面有些做法妨礙到了中國軟實力的增強。2006年,中國紀念明代航海家鄭和下西洋,借以為自己在印度洋的擴張提供說辭。但是,此舉并未對印度產生軟實力的影響,反而使印度產生了對中國海上擴張的擔心和疑慮。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增強了軟實力,但是,很快,由于國內對人權活動分子的鎮壓又削弱了這些軟實力。中國獲取軟實力的努力受到國內政治審查制度的阻礙。一些觀察家已經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性增長表示了擔憂。這對其他國家來說是否是個問題,取決于運用權力的方式。例如,如果中國在南中國海利用好軟實力,而不是以武力威脅,就不會促使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如果中國操縱亞洲政治,拒斥美國,這個戰略就會造成摩擦。當然,如果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采取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態度,綜合運用軟實力和硬實力,將會有積極的貢獻。
張國祚:國際上對中國這些年來的民主、人權、內政、外交狀況評價不一。有不少公正、客觀、正面的評價,也有值得參考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難免有誤解。2006年中國紀念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弘揚中國擴大開放、增進國際友誼的歷史傳統,與所謂海洋擴張毫不相關。如果說印度因此產生擔心和疑慮,未免有點太過牽強。近100多年來西方主要大國的堅船利炮暢行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不知印度是否擔心和疑慮過,怎么中國一次和平航海紀念卻會引起擔心和疑慮,豈非咄咄怪事!至于南中國海問題,1974年以前,全世界19個主要國家出版的36種地圖都認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劃界,沒有任何國家提出異議。只是當那里被探明有豐富的海底油氣資源以后,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才提出領海要求。盡管如此,中國雖然強調主權在我,但還是主張和平對話、平等協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遺憾的是,近年來,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洲,南海周邊個別國家就試圖借重美國的力量來制衡中國,而制造一波波緊張事態。亞洲很大,太平洋更大,完全可以為中國和美國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我們沒有理由一定要對抗。中國既沒有那種能力更沒有那種意圖操縱亞洲、拒斥美國。所謂“利益攸關”,從來不是跳獨舞,而是跳交誼舞和集體舞,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都要“采取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態度”,而不僅僅只對中國提出這樣的要求。
中美關系之辯:變“零和”為“正和”
約瑟夫·奈:不宣傳才是最好的宣傳。中國空洞的宣傳方式在國際上沒有多少受眾。您剛才說“可以聽聽更多的中國人說什么”。您認為都應該聽哪些人的呢?
張國祚:“宣傳”,對任何國家和政黨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只是內容和方法不同而已。美國總統選舉造勢,其實也是一種宣傳。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有句名言:“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蔽覀兊男麄?,確需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內容和方法,不斷增強吸引力。但是,并非都是空洞的。如果美國人想真正了解中國,那么對中國左、中、右觀點就都要了解,不要只對那些所謂持“親西方”觀點的學者感興趣,我認為更應該接觸了解所謂持“親政府”觀點的學者,了解他們對一些問題和現象究竟怎么看、怎么想,以及為什么那樣看、那樣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主流媒體的聲音是最能代表中國政府觀點、最能反映中國真實情況的。中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價值觀也有不同,由于歷史的原因存在矛盾、分歧和誤解。但是,只要我們能放棄冷戰思維,心平氣和坐在一起討論問題,就不難消除誤解、求同存異,實現和平、和諧、合作。只要拋棄政治偏見,兩國人民其實都很可愛。
約瑟夫·奈:張先生《珍惜吧,我們有緣》這首詩有些像康德的哲學觀點,我很贊同。我和你的對話很愉快。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如果忽視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進步,也是很愚蠢的。幸好,這些進步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有利的。軟實力不必是一個國家獲益而其他國家受損害的零和游戲。例如,如果中國和美國都更加相互吸引,雙方沖突的可能性就會減小。如果中國軟實力的崛起降低了雙方沖突的可能性,就是一個正和(互利)關系。
張國祚:確實,我也很愉快,我們確實可以成為朋友。這不是因為我們觀點完全一致,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坦誠交流。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中國知識界的名氣也比較大,他寫過《大趨勢》、《亞洲大趨勢》、《中國大趨勢》等著作,前不久他和夫人又在四川搞調查研究,撰寫出《成都模式》一書。他的觀點未必都對,但由于他長期深入中國調查研究,所以他的著作既能指出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又能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機制的優勢有比較深刻獨到的看法,有一般西方學者和記者所達不到的深度。歡迎約瑟夫·奈先生多來中國。如果能時間長一些,搞點深入調研,多看多聽,我相信,以您的睿智,對中國一定會了解更深。我們中國人喜歡說“理解萬歲”,中美兩國只要能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彼此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就會減少誤判、深化合作、實現雙贏。就會像您說的那樣,中美關系不再是“零和游戲”,而是“正和關系”。憑靠兩國人民和政府的智慧,我們應該有信心實現這個目標。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